李渔与蒲松龄都是文学大家，又都生活在清初的顺治、康熙年间，李渔只比蒲松龄大了30岁，很多人好奇：两人有没有可能曾经相遇？

20世纪80年代初，一项研究成果发表，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康熙十年，蒲松龄在江苏宝应县，得知李渔正在扬州，特地前往邀请李渔家班，有当时蒲松龄手书的李渔词为证。

这个论断，不仅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被写进了有关李渔和蒲松龄的各种研究专著，还被写入两人的人物传记，被改编成戏剧……

然而，几十年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邹宗良和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强分别撰写了辟谣文章，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可信。而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学者杜书瀛也发表了道歉信，就自己的“草率和失误”向学界道歉。

［说法起源］

李渔诗词抄本上有蒲松龄印章

“李渔与蒲松龄曾经见面”说法的起源，是1983年发表在《文史哲》杂志第6期上的一篇题为《李渔生平思想概观》的文章。

文中写道：“李渔虽未到过山东，但和山东的大文学家蒲松龄却有过一次交往。那是1671年，31岁的蒲松龄应聘为江苏宝应县知县孙蕙的幕宾，为知县喜庆之事，蒲松龄专程去请李渔的剧团来宝应演出。当时李渔已经60岁，颇有些名气。蒲松龄对这位前辈作家十分敬慕，并不持一般封建士大夫的世俗眼光鄙视李渔的职业，而是抄录了李渔的《南乡子·寄书》等词，以为纪念。”

此文作者杜书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专家，因此学界认为是权威论断。此后，单锦珩、俞为民各自所撰的《李渔年谱》，沈新林的《李渔评传》，盛伟的《蒲松龄年谱》，徐保卫的《李渔传》，都采纳了这一说法，而且都写得活灵活现。原文中的“抄录了李渔的《南乡子·寄书》等词，以为纪念”，也被衍生成了蒲松龄是李渔的“超级粉丝”，特地抄写了李渔词作，作为礼物送给李渔本人。

然而，杜书瀛的文章中并未披露材料来源和考证过程。扬州大学研究蒲松龄的专家黄强在若干年后想要验证这种说法，却在李渔的书中和蒲松龄的书中都找不到印证这一交往的材料，于是特地用电子邮件向作者本人请教。杜书瀛回信说，该论断来源于一件文物证据——蒲松龄手书李渔《南乡子·寄书》词的抄本。

杜书瀛在回信中说，这件抄本的收藏者是一位姓张的文史爱好者，据说抄本得自蒲松龄故居，书册已经残损，首页有“松龄之印”“蒲氏留仙”两枚印章。

［专家辨析］

所抄诗词不会在“相遇之年”出现

黄强从杜书瀛那里拿到了这部据说是蒲松龄手抄本残稿的首页书影，并进行了考证，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抄本内容是李渔的词集《耐歌词》，它在传说中李渔和蒲松龄见面的那年还没出版。

黄强在2014年发表的论文《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的澄清》中考证：李渔生前自己编辑的词集有两个版本?:?一是《笠翁一家言初集》?，二是《耐歌词》。其中，《笠翁一家言初集》?里没有《南乡子·寄书》，另一首《梦江南·春游》虽然有，但题目写为《望江南·春游》，而且首句?“同游去”写为“何处去”。而《耐歌词》里面两首都有，内容也都与这个抄本一样。

这就有问题了。《耐歌词》卷首有李渔自序，末署“时康熙戊午中秋前十日，湖上笠翁李渔漫题”，说明这本词集是在康熙戊午年，也就是康熙十七年（1678）秋刊刻问世的。人们传说的李渔、蒲松龄见面交往时间是康熙十年，这个时候蒲松龄怎么可能会抄录《耐歌词》，并抄写其中的词赠给李渔？

那么，这首词有没有可能是在刊刻之前就已经流传出去，被蒲松龄见到了呢？黄强针对李渔词的刊印作了考证，确定《梦江南·春游》在康熙十七年之前，词牌名都为《梦江南》，直到编辑《耐歌词》时，才作了改动。而在《笠翁一家言初集》中，根本没有《南乡子·寄书》，这意味着直到这本书问世的康熙十三年（1674），李渔还没有写这首词。

在《耐歌词》刊刻之后，李渔就因病一直待在家里（李渔《芥子园画传》序中说：“今一病经年，不能出游，坐卧斗室，屏绝人事。”写这篇序的时间是“康熙十有八年己未长夏后三日”），而到康熙十九年正月李渔就去世了。黄强据此论断：“即使这部《耐歌词》的抄本真是蒲松龄抄录的，其与李渔在以后也没有交往的可能性。”

那么，这个抄本能够确定是蒲松龄抄的吗？山东大学邹宗良教授2010年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一段层累造成的文坛佳话——李渔与蒲松龄交往辨误》中说，该校多年从事蒲松龄研究的著名学者袁世硕教授见过这一抄本，表示，这册抄本的笔迹与蒲松龄传世的笔迹迥然不同。

而抄本上的两枚印章“松龄之印”“蒲氏留仙”，不在目前已知的蒲松龄几枚印章之中，研究者们不能确认是否为蒲松龄生前使用过的。

［旁证辨析］

没有证据支持两人康熙十年见面

这些年来，围绕“李渔与蒲松龄在康熙十年见面”的论断，有研究者找出了一些旁证。比如，有人认为，蒲松龄的《聊斋诗集》中有《孙树百先生寿日观梨园歌舞》七古一首，“梨园”就是李渔家班；《聊斋诗集》中又有《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七绝二首，有人认为蒲松龄与孙蕙去扬州的目的就是去邀请李渔家班到宝应演出祝寿……邹宗良认为，这些旁证全都不可信，以上诗词无法证明李渔和蒲松龄曾经见面。

邹宗良表示，从李渔方面说，在他本人和他朋友的诗文中找不到任何记载，能够证明他康熙十年的春天在扬州；从蒲松龄方面说，《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两首诗也完全看不出来是去扬州接李渔家班。

两首诗中的其一为：“沽三白酒供清饮，携岕山茶佐胜游。分赋梅花漾轻桨，片帆风雪到扬州。”其二为：“我到红桥日已曛，回舟画桨泊如云。饱帆夜下扬州路，昧爽归来寿细君。”

邹宗良认为，这两首诗中完全没有提到李渔，也没有提到接人，没有提演戏，诗意轻松悠闲，不像是有任务在身。而且，从第二首诗描述的情景看，蒲松龄和孙蕙到达扬州时已是黄昏，他们在扬州稍事逗留即乘夜色返棹回船，于第二天清晨回到宝应县（因为这一天是孙蕙继室赵氏的寿辰），如果是为了赵氏生日而接李渔家班，这样的行程未免太过仓促。

根据孙蕙墓志铭，他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十六日，比赵氏生日晚了近一个月。有人认为李渔家班在被接到宝应后，在孙家住了一个月，因此李渔与蒲松龄有充分的接触时间。邹宗良考证了孙蕙在这一段时间的往来文书，认为这种说法绝无可能。

《康熙宝应县志》记载：“九年，决口未塞，田庐仍没于水。十年，大疫。宿水淹没者不能布种，高田已种者被旱蝗。诏截流漕粮赈济。”在这一年正月初七日蒲松龄代孙蕙写给江南江西总督麻勒吉的一封信中也能看到“百姓流离，朝不谋夕；生者垂危，死者接踵。卑职忝司民牧，目击惨心。现在设法劝输，经营煮粥，聊以延救余息。兼之河工兴作，尤需督促，日无宁晷”的句子。可见，这个时候，宝应县遭遇洪灾，百姓因饥饿流离，又出现大规模疫病，孙蕙忙于赈济灾民和水患治理。

邹宗良认为，孙蕙以“能吏”著称，这一年又是朝廷的考核之年，在如此的重灾繁务面前，他不可能有如此闲心躲在县署中观剧赏曲，请来李渔的家庭戏班一住就是个把月。

［一锤定音］

最早提出该论断者郑重道歉

邹宗良在论文中对于“李渔与蒲松龄曾经见面”说法进行了全方位考证，在结尾处，他指出：“即便这个李渔词作的抄本真的是蒲松龄本人抄录的，它的存在也只能说明蒲松龄抄录过李渔的词作，却不能说明李渔和蒲松龄存在交往一事……至此，我们可以对流传已久的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一事作出我们的结论了。所谓李渔与蒲松龄存在交往关系，不过是一个当代人编撰、推衍出来的美丽的传说而已。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因而是不能成立的。现在，应该是这个传说结束的时候了。”

而黄强在2014年2月发表在《明清小说研究》杂志上的论文《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的澄清》中，刊出了最早提出“李渔与蒲松龄曾经见面”说法的学者杜书瀛的致歉信。

在2012年4月发给黄强的电子邮件中，杜书瀛表示：“1982或83年张先生告诉我这条材料，很兴奋，我正写有关李渔的文章，没有太多思索，也没有进一步考证，便放进去了。但是，事后想想，有些草率，一直后悔。特别是许多文章都引用这条材料，我更感不安。现在也没有更确切的材料进一步证明。做学问不能推测。所以我后来自己写文章也不再说李渔、蒲松龄会见事。”

2012年5月7日，杜书瀛再次发电子邮件给黄强表示:“前些日子我曾同你谈过我当年在这个问题上的草率和失误，悔之不及。由于我的误导，别的学者也跟着我受累。我乃罪之魁祸之首也。就此，我应该向学界谢罪……学术研究应该实事求是，错就是错，来不得半点含糊。”

黄强在文中认为，坦诚接受批评，勇于承担责任，真心诚意向被误导者致歉，体现了老一辈学者虚怀若谷、光明磊落的学术情怀。

［事件余波］

聂小倩故事不可能由李渔告知

《聊斋志异·聂小倩》说：“宁采臣，浙人，性慷爽，廉隅自重。每对人言：‘生平无二色。’适赴金华，至北郭，解装兰若。寺中殿塔壮丽，然蓬蒿没人，似绝行踪……”很明确，故事的发生地就是金华。

有金华的文史爱好者猜测，蒲松龄也许来过金华。然而，记者翻阅《蒲松龄年谱》，没有任何蒲松龄来过金华的证据。年谱显示，蒲松龄作为一个山东的乡村秀才，人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本省内活动，唯一的出省经历就是在康熙九年（1670）秋天，应孙蕙之邀去江苏宝应县担任幕僚，康熙十年（1671）又随孙蕙来到高邮官署，其间跟孙蕙一起去过扬州，在这一年秋天，他便为了准备科举考试返回家乡。因此，蒲松龄没有可能亲身到过金华。

也有金华的文史爱好者认为，聂小倩的故事是李渔告诉蒲松龄的，而且传说李渔给他讲了好几个金华古城的传奇故事，也都以不同形态出现在了《聊斋志异》里。记者以“金华”“婺州”“东阳”“兰溪”“永康”“义乌”“武义”“磐安”“汤溪”等关键词搜索，发现在《聊斋志异》中只有“金华”“兰溪”字样，没有其他地方，而且唯一出处就是聂小倩这一则故事。

邹黄两位教授的论述，已经推翻了李渔和蒲松龄曾经见面的说法，因此聂小倩故事不可能是由李渔向蒲松龄当面“爆料”的，应是蒲松龄从其他途径获悉。

?转自“金彩云”，记者 金璐